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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浪后传:中国富豪大爷图鉴

来源:2021-03-24 20:00:00和讯名家 作者:复兴网财经 发布时间:2021-03-24
摘要:被误解,也是企业家的宿命。

  花儿街参考 · 出品

  作者 | 林默

  1

  少年心气

  1988年,汉城奥运会失利的体操运动员李宁,拆开了一封粉丝寄来的信,一阵寒光晃眼——寄来的是刀片。

  饭圈近代史上第一枚感受到粉丝脱粉回踩的小鲜肉,不是坤坤,也不是战战,而是曾获得14个世界冠军、106枚国内外重大比赛金牌,被誉为“体操王子”的李宁。

  汉城奥运会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的失意情绪是压倒性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自信心重建的改革开放初期,迫切需要在国际舞台得到认可。四年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首次重返奥运赛场的中国队,一举摘下15枚金牌,举国沸腾。而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带回的金牌数仅有5枚。

  英雄主义情结的落空,让大众情绪骤然遇冷。25岁的李宁在被足足骂了一年之后宣布退役。一年后,他创立了运动品牌“李宁”。

  也是在1988年,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主演的电影《红高粱》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金熊奖,这是首部获得这一奖项的亚洲电影。

  就算没看过电影的人,也多半能唱出那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现在看来,这几乎成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写照。那是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经济发展成果初现,冰箱、彩电、洗衣机进入寻常百姓家,牛仔裤开始在时髦青年中流行——这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最细微的证明。

  积极向上、打破常规、勇敢尝试的少年心气,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旋律。

  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冯仑带着小队伍,从国家体改委奔赴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他眼前的海南热闹而杂乱,每天都有章法的上限被商人的想象力突破。冯仑看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

  那也是国门初启的黄金年代。1985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方针出台,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潮席卷全国。

  1988年,留校任教三年的俞敏洪终于决定出国。为了攒钱,26岁的他跟王强等同学一起,开了个校外培训班。这种赚外快的行为让他供职的北大很不满意,以“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的名义,给了他一个处分。

  最终,俞敏洪没有出国读书。他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发现把别人送出国读书的生意,远比自己出去念书来得直接。1993年,他正式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至今累计帮助400万年轻学子出国读书。

  30多年后,作为腾讯新闻《酌见》节目发起人和访谈者的俞敏洪,与李宁畅谈起这些年商场上的兴衰沉浮。他们谈到企业家勇气、胆魄、坚持的精神,李宁说,这些品质得益于少年时代的运动员经历,让他知道面对困难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要寻找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2

  赌把大的

  1994年6月,“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rap流行10年后,旨在“促进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中国工程院,终于在各方battle下成立了。而此刻,距离北京2160公里之外,还是一片大工地的深圳特区,一个年轻人却因为看到“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前景,准备出走体制。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与来自内蒙古的资源方,在深圳合资成立了一家电池公司,由全国最年轻的处长、时年28岁的王传福出任总经理。

  两边出资方的合作并不顺利,拉扯摩擦不停。

  在深圳,真切看到了电池市场与专利技术前景的王传福坐不住了。当时,一块充电电池的价格高达数百元,而国内还没有拥有二次充电电池独立知识产权的企业。他从体制内辞职,在深圳布吉镇租来的冶金大院里,开始了创业。

  1989年赴美留学的艺术家王中军,也在这一年回国创业了。他拉上自己的兄弟一起,创办了一家叫华谊兄弟(300027)的广告公司。这家公司最出名的业务,是拿下了中国银行(601988)15000家网点的设计工程,作品就是现在还在沿用的中国银行的红色logo。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甘霖初降后一场充满野性的万物生长,那么90年代的中国企业,则开始真正走进规则与差异化的竞技场。越来越多的企业掌舵者开始从理性与长远出发,思索从企业向品牌、从生意到价值的跨越。

  1991年,万通公司成立。后来江湖上赫赫有名“六君子”,有的从官场下海,有的从体制内走出,有的刚刚大学毕业。在创业浪潮的推动下,这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从天南海北聚集在一起。冯仑回忆起当年的盛况,“北京CBD一半是我们盖的”。

  高歌猛进的势头延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遍地都是机遇的年代,只是因为对一个信息多加思考,就登上时代列车一夜暴富的故事层出不穷,仿佛只要看准一个支点,就都有一颗星球可以被撬起。

  2003年,在911事件中倒下的纽约世贸大厦开始筹备重建。冯仑看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可能打出高光的机会。他开始跟西尔维斯坦家族谈判,希望参与到二期中最高建筑自由塔的投资建设。

  冯仑规划的重要一环是,在自由塔上建一个“中国中心”。这不仅是世贸大厦二期的最高建筑,也把他推上了彼时舆论关注的最高点。

  许多年后,他向俞敏洪解释自己做这件事的原因,“就是想让中美之间,在那个时间点上能有所改变”。

  但从商业角度考量,一个在世贸大厦最高点操盘“中国中心”的地产商,将为万通带来怎样的商业势能?

  这个问题迟迟没有答案,因为经历了各种变数之后,直到2019年“中国中心”才得以开业。17年沧海桑田,这位中国地产商的处境早就不复当初,中美关系也已是另一番光景。

  开放的机会不仅来自大洋彼岸,更来自中国经济发展中不断拓宽的想象边界。王中军的目光紧紧盯在2002年2月开始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上——条例放宽了民营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发行行业的准入门槛。在这之前,这家依靠如中国银行这样的客户积累了大量现金的广告公司,仅仅是作为电影电视剧的投资方存在的。

  王中军动作极快。2003年2月,出品过《人生》《老井》《红高粱》《双旗镇刀客》的西影宣布完成重组,华谊成为新晋股东。华谊兄弟自此拥有了在电影制作、发行上的完整生产体系。铁王座在远处,缓缓拉开帷幕。

  一个企业家一生中,赢面最大的与最虚无的机会,都来自他们对时代下注的时刻。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宁提到的勇气、胆魄、坚定、坚持的精神,是所有成功企业家需要具备的共同品质。

  企业家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们的每一个洞察与判断,其实都在推进一次关于资源再次组合的大型社会实验——北方人会不会喜欢吃四川火锅?制造一个通关托福的道具,会让多少人更想出国去看看?电动汽车会不会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新的交通方式?岁末的一档电影,能否爆发出比平时更大的感召力?除了居住,建筑还能传达什么样的意义?

  在他们身上,映射出来的是观察与判断的张力,是冒险的光芒,也是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共振。

  3

  无解的命题

  2013年,47岁的王传福已经不再年轻。这位功成名就的亚太区电池大王宣布,将通过旗下的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比亚迪(002594)股份,以2.54亿港元的对价,收购西安的秦川汽车。

  比亚迪股价应声大跌。资本市场不看好比亚迪的造车战略,也弄不明白一家做电池的公司买名不见经传的秦川汽车,到底买了个啥。

  “当时买秦川汽车,其实它连发动机技术都没有,我们买的就是一个(可以造车)的license(牌照)。”多年后,王传福在《酌见》中告诉俞敏洪。此时的比亚迪,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超过20%,2020年公司市值跃居国产车企榜首、排名全球第四。成功被验证之后,当初的所有误解都化为笑谈,一切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正如很多人说的那样,被误解是企业家的宿命。

  比如俞敏洪,坊间向来议论纷纷。有人说他从北大出来,放弃对学术和思想的追求,居然来做一个庸俗的生意。有人管他叫个体户,说办个培训机构有什么了不起。他有段时间陷在沮丧情绪里,想不明白自己赋予自己的伟大使命,为什么在外人看来一文不值。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几年前在社交媒体上翻过车的俞敏洪,曾经是在中国高校巡回演讲最成功的老师,甚至是上一个时代最会与年轻人交流的导师。但现在,俞敏洪说,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听不进去他的话了。

  永远有年轻人冒出来,他们才是社会的主流和希望。借助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时代旋律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生变化。老一辈的经验或许能带来下一次成功,也或许会阻碍下一次成功。

  任何一个企业的升级,都是企业家本人精神的升级;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和转型,都是企业家内心精神和灵魂,眼界和胸怀变革的结果。俞敏洪和节目里所有企业家一样,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年轻时候的野心勃勃,以及对未来的精准判断和把握;却也随着年龄增长,时刻担心自己知识结构陈旧、眼光不再锐利,进而走到自己的反面,被时代抛弃。他们渴望被理解,渴望交流,渴望从新的角度不断修正对世界的认知。

  这是难得的自省,也是几乎无解的人生命题。

  关于自己和时代的关系,冯仑有着与俞敏洪同款的恐惧。他这一生,都想以钢筋水泥的方式带来某种存在的改变——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台湾盖房子的大陆地产商,前些年还发射过国内第一颗私人卫星。

  “30岁的时候干什么都是当下,稍一努力就干成未来了,但现在一不留神就干成过去了。”30岁那年,“冯副主任”第一次踏上海南岛,而现在,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在镜头前叹一口气,感慨踩不中点了。

  王传福带俞敏洪体验了比亚迪厂区里运行的轨道交通,描绘起他理解中的未来城市交通解决方案。但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王传福坚定布局的比亚迪云巴和云轨战略,多年来备受质疑。

  至于决策背后的信念来自哪里,王传福的回答很坚定:“这就是我们学技术的人,我们有数据来决定战略,有数据来决定我们的每一项决策,我们有充分的数据来证明我们是对的。”

  旁观者当然无从知晓他掌握的所有数据,但技术狂人也算不尽世间变数。没有人能知道,饱受争议的云巴和云轨,会是比亚迪的下一个“秦川汽车”,抑或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妄想。

  4

  拥抱年轻人

  李宁今年58岁。他说,15年前就觉得自己老了。但12年前,为了公司的年轻化战略,他公开宣布,自己拥有一颗90后的心。

  2010年6月,盛大的20周年庆典上,李宁公司宣布用新的slogan “make the change(让改变发生)”,取代此前的“一切皆有可能”。此后,以90后为目标消费人群的品牌广告频繁亮相。

  借助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宁在鸟巢上空“飞天点火”的东风,2010年,李宁品牌的全年营收逼近95亿元,门店数超过8000家。但“让改变发生”之后,2012年开始,品牌营收接连下降,三年连续亏损31.5亿。

  在经历了三年的渠道、产品、品牌革新后,时至今日,“国潮”让李宁终于拥有了他当年梦寐以求的年轻人。00后对在巴黎时装周上走秀的“李宁”津津乐道,他们不知道,这个品牌当年是如何以几乎断臂的代价寻求年轻化转型。

  谈起那段深陷泥淖的日子,李宁谨慎地撇清2008年奥运会对李宁品牌的加持作用。他对俞敏洪说,“走一圈是跟公司没关系的。公司靠这个,很难去真正获得发展。”

  王中军也老了。1998年,英达来找他投资电视剧时,手里拿着个把亿的他,没怎么犹豫就投了。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很有钱”。

  今年他61岁了,刚刚带领华谊兄弟走出那场“非常差钱”的危局。他反思了自己的过度乐观,反思了钱:“(当时)对整个市场走向没有真正的判断,甚至也没有去判断。我们公司最高市值有800多亿,为什么没有去融资?”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将近60岁的企业家,早已摆脱了关于个人财富的困扰。他们每个人都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对未来无穷无尽的探索精神。他们是生命被2倍速乃至n倍速快进的一群人,在大风乍起时率先起跑,有人跑到技术与产品进步的最前沿,也有人站在当下预判明天的人心所向。他们把这种倍速层层传递出去,推动技术变革与资源流动,给更多人带来更多元化的选择,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但现在,他们过了体力与精力最好的年纪,对曾经最熟悉的节奏,会犹豫,甚至是错判。

  有一个人除外,43岁的搜狗公司CEO王小川。

  回到故事最开始的198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去成都考察时,特意去了一趟成都七中。他俯身去看一个正在老式计算机前操演的学生,问了个问题:“一分钟能打多少字?”

  那个穿着蓝色校服的少年,就是王小川。

  王小川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这是生下来就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一代人,是从小敲着代码长大的一代人。在2003年冯仑往返美国谈判之时,搜狐开始组建开发搜狗搜索引擎研发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是还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高性能所读研究生的王小川。

  研发中心先后推出搜狗搜索、搜狗输入法、搜狗浏览器等产品,首创“输入法-浏览器-搜索”三级火箭模式,成为行业追赶者破局搜索的唯一成功模式。团队里的20来人,多数都是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书的学生,其中12人出自奥赛集训班。王小川说,“这些人都是我挨家挨户找来的。”

  和《酌见》中所有前辈企业家一样,作为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代表的王小川,对时代和未来也有自己的判断。他将未来押注在AI人工智能上。在他的构想里,机器可以模仿人的大脑连接,深度学习获得语音图像的能力,产生理解人行为的能力,也能在语言之上产生推理能力和知识的观念能力。

  这故事似曾相识,它关于时代,关于未来,关于眼界,关于对人类发展方向的构想和判断。它正在王小川这代年轻企业家身上发生,又仿佛回到俞敏洪、冯仑、王中军、李宁、王传福二三十年前开疆拓土的创业年代。那里有怀疑,有误解,有孤注一掷,有化险为夷——这是勇敢者的冒险游戏,需要一点点运气,需要大环境的滋养,更需要人们内心中最宝贵的勇气、智慧和坚定不移的品格。

  俞敏洪和《酌见》所做的,首先是打造一面镜子。透过它,企业家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自己——看见过往的成长经历,看见自己为什么能把企业做成,看见生命中的得与失、偶然与必然,看见过去与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关于企业家的采访,隔三差五就会在媒体上出现,但多数都是隔岸观火。俞敏洪说,作为企业家群体的一员,他有足够的理解力与亲和力,将老朋友们的状态挖掘、呈现出来——而这种关于人生困惑和世界观层面的沟通,又是日常聚会时很难涉及的深度。

  他说,“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完成”。

  《酌见》的另一重意义,在于搭建一座理解的桥梁。在中国,企业家群体尤其是50岁到70岁的民营企业家,几乎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却没有被真实展现,还常常被公众误解——80%的老百姓(603883)在民营企业工作,他们是最普通的打工人,经常会抱怨老板脾气不好,决策失误,朝令夕改,不体恤下属……

  这座桥梁,或许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去了解企业家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承担着多少压力,在面对困境时是怎样的无奈、纠结和挣扎。或许只需要一点点的了解,就能让原本处于对立关系的两群人,拥有握手言和的可能。

  如果说《酌见》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它试图勾勒出一部中国企业家的口述史。在这里,他们的个人际遇,与改革开放40年历程相融合,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命运和谐共振。企业家的经历、感悟、体会、思考,是中国现代企业发展史的重要部分,他们的精神面貌,也是这个时代风气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值得被记录,也必须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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