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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0月14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简称《丛编》）首发式暨“百年辉煌 初心不渝”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办。《丛编》由湖北大学田子渝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编纂，编纂组汇聚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全国16家单位的70余名专家学者。此次研讨会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办公室、湖北大学、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也是今年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的第五场。来自省内外的2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从编》的编纂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党的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理论创新、理论创造，首先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科学有效的方法，即“结合”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是与形形色色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过程，也是他们密切结合国内外革命实践的过程。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从《新青年》发表的主要文章中可以大致领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初心、足迹和成就。回首过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探索民族的出路。正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得以诞生，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历史入手进行。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说，压迫愈深，反抗愈大，并预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这是毛泽东对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状态的呐喊，对以民众联合战线开展的革命前途的憧憬。《丛编》的出版，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进行艰难探索的理论初心，对于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是怎样形成、提炼和升华的，在学术上、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 李忠杰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种种矛盾，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寻解救和发展中国的道路，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一批志士仁人极大的启迪，他们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的热潮，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大规模的传播。许多有思想、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或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著作，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析介绍，对俄国社会进行研究思考，不仅对当时中国人选择何种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启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源。《丛编》的出版，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行动，是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的学术表达，它的出版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丛编》编纂者较好地运用了列宁的这一唯物史观原理，将搜集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影印出版，抢救和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对它们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说明”，介绍了著作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价值，并对比较重要的人物、事件和论著等进行了“注释”，有利于读者阅读和学者深入研究，它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 魏海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中国化。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传播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思想理论资源。特别是在早期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许许多多的先驱者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为盗取天火造福人类而历经磨难、百折不挠，他们前赴后继地编译、出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东方这个古老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行的征程。没有这些“播火者”用鲜血、心血和汗水筑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事业，就谈不上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经典著作宣传普及，不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大众生活的形式多样的理论宣传作品，让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受，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丛编》的编辑出版就是湖北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经典著作宣传普及的重要举措。《丛编》精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始著作151种，系统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景，尤其是编者所作的一些注释严谨准确，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是理论界、学术界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 早期党史研究的标志性工程 喻立平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汉唐时期我们将印度的佛教中国化，有力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一代仁人志士追求真理，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先进文化这一“真经”，为解决中华文明现代化，解决救亡图存，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武器。 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使命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写照。早期共产党人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投身革命实践，一方面从理论上进行探索总结。书中收集的文本，记录了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主力军、同盟者，以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反映了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早期历史轨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前辈们的时代担当、崇高追求、探索勇气，也更加直接领悟先进理论的强大力量，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这是湖北社科人大格局大担当大智慧的最生动、最集中的表现。以天下为己任，是荆楚文化所孕育的湖北社科人的光荣传统。《丛编》是湖北省迎接党的百年华诞的重大文化工程，是新时代湖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传统的重要举措，是早期党史研究的标志性工程，是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的有力探索和尝试。 追寻中国启蒙先驱者足迹的丰硕成果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丛编》是编纂工作者执着追寻中国启蒙先驱者足迹的丰硕成果。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无数启蒙先驱者艰难求索，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案。在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里，西方各种思潮进入国内，一度受到追捧。然而，尽管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但还是无法改变中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正是在这以后，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在中国翻译和出版，供工农群众学习，在工农群众中传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启蒙先驱者撰写和出版了一本本关于宣传和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著作，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定稿和出版，构成了中国启蒙先驱者们艰难求索的足迹。这是在黑暗中探求光明的足迹，是坚毅无比、力量无比、信心无比的足迹。编纂《丛编》的过程，就是追寻启蒙先驱者足迹的过程。 抚今追昔，回想被载入史册的辉煌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历史，我们要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高歌。翻开被历史尘封的厚重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我们要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高歌。 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就是要以史为鉴、以史增信，引领我们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根脉，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承担新时代的使命，守护好党的精神源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信仰、信念、信心，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大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续写华章。 有助于我们重温初心、铭记初心 丁俊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初心使命和形成伟大建党精神的最重要的思想条件。《丛编》全景式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有助于我们重温初心、铭记初心。 《丛编》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特别是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它不仅使深藏在各地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和个人收藏的新善本重新出现，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的灿烂文化景观，而且有利于收藏和保存这些十分珍贵、不可再生的红色图书，以方便世人阅览和学者研究。 《丛编》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它在影印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对原始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说明”和“注释”的形式展现出来，一些释文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空白，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迪。 《丛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党史党建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而且还带出和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老中青结合、校内外结合、跨地区、跨学校、跨学科的学术团队，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集聚和培育了人才。编撰过程中体现的团队协作精神、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态度、久久为功的优良学风，必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大批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文献，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学术生长点，既具重要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文献。在《丛编》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知识界选择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程度和翻译技巧、质量与水平。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出版机构的作用是什么，文本出版之后发行的渠道、发行的数量如何，营销策略是什么，可作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译者密切相关，翻译者的文化背景、心路历程如何，可依据这些文献作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研究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的过程。为帮助中国读者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知识界翻译了部分国外学者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国知识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国外学者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也撰写了大量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论文。《从编》将这些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和呈现，再现了国内外学者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为马克思主义解释史、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文献。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中国知识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具体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革命领导权、革命动力、革命道路、革命前途等系列问题，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果。《丛编》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文献。 凸显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早期传播的历史特点 孙来斌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早期传播历程，可以发现《丛编》具有如下重要历史特点： 反映经济落后而革命领先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出西欧，不断扩大国际传播和世界影响。当时的俄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十月革命的发生表明，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中俄两国国情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这表明，物质文明不高，并不能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 经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思潮交织碰撞的复杂关系。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经历了艰辛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也有鲜明体现。从“五四”时期到建党前夕，正是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思想界交织的时期，正是各种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期。将早期传播文献编纂出版，有助于再现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与选择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过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支撑。 体现马克思主义译介者与革命者身份的特殊叠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学东渐，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以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得到译介。一方面，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英文、日文、俄文等材料转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另一方面，旅欧特别是旅法的中国青年，直接在西欧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在翻译和阅读中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 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 徐方平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我们通过编纂《丛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衡量标准的认识问题。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及其综合性的内涵。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衡量标准，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就是说是否已经“化”出了东西。具体而言，一是拿谁来“化”？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二是谁来“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化”，解决了这个主体问题；三是“化”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丰富的实践，解决了这个对象问题；四是“化”出了谁？党的二大在列宁东方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了这个结果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时间的标志性事件问题。以上述四个标准来考量，我们认为党的二大召开的1922年7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时间。相对来讲，前三个问题是基本条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的纵向过程，第四个问题是初步结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静态的横向结果。我们可以借鉴学界“外文译为中文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一家之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中国化揭开序幕的，但也只是“揭开序幕”而已，还没有“化”出像样的科学理论。 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著作的传播，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反过来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度运用。 （文字整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程曼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