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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通缉令”又发威了！ 2月16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消息，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山东省追逃办和烟台市纪检监察机关不懈努力，“红通人员”王东生回国投案。 王东生原系山东省烟台市公路局党委书记、局长，涉嫌收受他人贿赂，2014年5月外逃。2016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办案机关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依法扣押冻结了其涉案财物。 “红通人员”是指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的人员。潮新闻记者注意到，年初《人民日报》曾报道说，2014年以来已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0668人，追回赃款447.9亿元，其中“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1人归案。 所谓“百名红通人员”，是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于2015年4月集中公布的100名“红通人员”，这些人均为涉嫌犯罪、证据确凿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这种举措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潮新闻记者梳理了“百名红通人员”中已到案与未到案人员的详细资料后，发现了其背后的一些细节和故事。 亡命天涯：有人出逃27年尚未归案，年纪最大的89岁 “百名红通人员”中，男性为主导，占据77人，女性有23人。这些人多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且多是“一把手”或者“关键要职”，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多达48人。 身居高位，易涉贪腐，似乎是这些人员的最明显的特点。从涉嫌罪行来看，这100人中贪污最多，共43人，其次20人涉嫌受贿，其余罪名集中在职务侵占，挪用公款、合同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中列首位的杨秀珠，曾任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同时贪污公款。
这些人出逃之前的原单位也分布广泛，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所涉及，其中广东（15人）、北京（10人）位居前两位。
关于外逃时间，最早的是1996年出逃的珠海市华粤汽配工业有限公司的梁锦文，其至今还未归案，外逃时间已达27年。而2014年4月因诈骗罪外逃的黄水木外逃时间最短，一年多即被抓获归案。 作为曾经的福建龙岩市天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黄水木于2008年至2014年间在经营开发世纪天成、澳洲风情(龙岩)等房地产项目过程中，以开发多个房地产项目需要资金运转为由，自己或通过亲友，以项目推介会、公众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社会上近300名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资金76538.6219万元。 2015年7月，黄水木经劝返后回国投案，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同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 另外，从出逃的目的地来看，美国、加拿大等与我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成为首选，美国最多，为40人；加拿大次之，为26人；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也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 这些人的年龄层分布不均，60后共49人，几乎占一半；其次是50后，25人；70后，13人；40后，9人；80后，3人；30后，1人。 唯一的一名30后，是1934年出生的徐聪荣，已经年近九旬，曾为福建省福州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福建省泉州市检察院立案，2003年5月逃亡美国，至今未归案。 而1984年出生的刘勖年龄最小，曾在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因涉嫌贪污犯罪，被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立案，2013年7月29日外逃至美国，出逃时仅29岁。
回头是岸：一半以上为劝返回国 潮新闻记者还对已归案的61人进行了统计分析。 在通缉令发布后的前三年是归案人数最多的时期，并在2016年达到高峰。其中，2015年归案18人（其中一人撤案），2016年归案19人，2017年归案14人，2018年归案5人，2019年归案4人，2022年归案1人。
这61人中，外逃时间在5年以下的有24人，5到10年的有17人，10到15年的有11人，15到20年的有9人。
在归案方式上，61人中劝返后回国自首占据绝大部分。41人被劝返回国，缉捕归案有12人，其余归案方式有主动投案自首、遣返以及死亡等。 目前，不少归案人员已作出判决，但刑期轻重不一，有的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缓刑，有的被判处十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 比如，被新加坡方面遣返回国的“百名红通人员”2号人物李华波，曾任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贪污数额达9400万元，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公开资料显示，从2006至2011年间，李华波先后16次从财政局经建账户中转移资金9400万元，每次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办案人员查询李华波的出入境记录时发现，从2007年到2011年期间他曾先后52次前往澳门，主要在银河娱乐场进行赌博，累计投注金额达到了29.9亿港元，输了3400余万港元。 李华波于2011年1月30日潜逃至新加坡，而其在出逃前就已经办好了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2014年7月10日，新加坡法院最终以不诚实接受赃款罪判处李华波15个月监禁。李在服刑满10个月、减刑5个月后，被遣返回国。 相对来说，被劝返回国投案自首的人员刑期相对较轻。比如，“百名红通人员”63号，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丽萍经劝返归案、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情节轻微，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悔不当初：“海外逃亡太苦了” “在外面，这个苦楚，你们在国内的是领受不了的，我们在外面是知道的。”
视频截图，据央视专题纪录片《红色通缉》 央视的专题纪录片里，杨秀珠曾吐露自己海外追逃故事，在荷兰逃亡时，在中餐馆去做帮工，这或许是过去身为领导干部的她不曾想到的：“孤独感很厉害。倒啤酒，端端碗这都有的……” 另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还记录了“百名红通人员”张丽萍的逃亡之路，她在外逃前曾任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 外逃17年间，张丽萍既不能对双亲尽孝，也无法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父母去世、儿子婚礼，她都不敢回来，逢年过节只能形单影只。 在法律事实面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张丽萍决定回国投案。签署自愿认罪书、写下中文名字的刹那，张丽萍又哭了。她说，在秘鲁的17年，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中文名，生怕别人发现踪迹，只能隐姓埋名。 在今年第61名“百名红通人员”孙锋到案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发表评论称，“海外不是法外，外逃没有出路。” 该网站还表示，孙锋外逃十年后被缉捕遣返回国，是对外逃腐败分子特别是39名尚未归案“百名红通人员”的强大震慑和有力警醒。对外逃人员而言，与其东躲西藏、颠沛流离，不如早日放弃幻想、主动回国投案，负隅顽抗者最终将难逃法网。 “百名红通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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