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开年演讲：面对信心问题，政策的作用至多是辅助性的，根本之道还要依托于改革_复兴网_复兴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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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60s要点速读：

1、政策的配置固然重要，宏观政策方面的支持和支撑的确少不了，但面对预期问题、面对信心问题，政策层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至多是辅助性的，根本之道还是要依托于改革。

2、展望2024年，“稳预期”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稳预期”也必然要成为中国2024年经济工作必须牵好、牵牢的牛鼻子。

3、“三稳”当中，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是基础和关键。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增强了，预期稳定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源自需求和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也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正文：

新年伊始，我们对2024年充满期待。我们也深知经济形势的向好，是要通过干才能实现。2024年我们的确有很多的经济工作要做，但不管如何多，总要排排序、过过滤，牵其中的“牛鼻子”。

围绕2024年的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也有很多带有战略调整意义的部署。我注意到其中的一条特别值得关注，就是提出了“三稳”，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我也注意到其实此前也有“三稳”的表述，姑且称之为“老三稳”，叫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老三稳”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三稳”相比，其中有两个重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用“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第二个变化“稳预期”又先后跨越了“稳就业、稳增长”，而置于“三稳”之首。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展望2024年，“稳预期”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稳预期”也必然要成为中国2024年经济工作必须牵好、牵牢的牛鼻子。

为什么是这样？稳预期的重要性，首先源自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以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为标志，中国经济步入了疫后恢复轨道，至今大体上已有一年时间。这一年来的经济恢复进程一再地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这一轮疫后的经济恢复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经历的经济恢复进程。我们曾经经历过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恢复过程，我们也经历过2008年到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恢复进程，甚至也经历过2003年非典疫后的经济恢复过程和2008年大地震灾后的恢复进程。我们发现，本次经济恢复进程和以往我们经历的这些经济恢复进程是显著不同的。

我们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也会发现，这一年的经济恢复经历也和其他国家的疫后恢复进程不一样，或者说显著不同。为了提请大家特别关注它的显著不同点，我把它称之为“非典型经济恢复”。我们会看到疫后的经济恢复进程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相交织，而且周期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体制性的矛盾相叠加，它们之间还呈现一种互相映射的关系。

在诸种矛盾和问题相交织、相叠加、互相映射的现象当中，有一件事情是越来越凸显的，它就是，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我们一直所说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之间越来越不像简单的平行关系。我们常常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讲的。

现在这一年越来越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三者之间是有内在的逻辑性。不妨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消费品市场，我们总说需求收缩，需求收缩这样一种压力在我们身边的消费品市场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讲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矛盾和挑战。请大家深入思考一下，当我们指出当下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所依据的是什么？我们所依据的统计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正是基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对不足，我们才会得出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判断。

然而，我们的认识显然不能停留在这一步，如果我们再注意一下如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的分析便可能会更深入一点，我们的结论便可能更接近实际一些。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个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量和价两个因子的乘积。服务业的产值，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值和人工成本以及服务消费的流量也是一个乘积的关系。居民消费不足可能来自消费品流量的减少，也可能来自消费品价格的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问题究竟是出在流量的减少上，还是出在价格的下降上，或者两者兼具，但是总要问一句，哪一个方面的力量更大一点？

第二个方面，我们走出北大看北京的消费品市场、或者寒假回家看看其他省份的消费品市场，特别是旅游市场。刚刚过去的元旦期间的旅游市场，中秋和国庆两节期间的旅游市场，甚至包括暑假期间的旅游市场，会看到什么呢？会看到很多的地方人流、物流、客流，事实上已经大体恢复到疫情之前2019年的水平。就消费品流量而言，并未减少或并未减少那么多，问题只能从消费品价格上去寻找。

第三个方面，一般而言，我们都知道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可能源自市场供求力量双方的此消彼长，也可能源自所消费的消费品档次的变化。通过对消费品市场的深入调研我们也可以发现，前者的影响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也就是流量减少方面的原因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显著的变化的确发生在后者身上，也就是说人们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档次降低了，因而为此而付出的价格下降了。

这实际上启示我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所以相对不足，居民消费需求之所以相对不足，其深层原因在于收入减少背景下的预期转弱，或者叫做社会预期偏弱，消费者因眼前的收入减少而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不能如以往那般花钱。消费者因眼前的收入减少从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弱，也不敢如以往那般花钱。

相同的逻辑不仅体现在消费需求，其实也体现于投资需求。我们只要出去做一些访谈、做一些调研，也会发现，民间的投资之所以相对不足，供给一翼之所以会遭遇冲击，其深层原因也在于社会预期偏弱，或者叫做预期转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轮主要导因于预期转弱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不妨做这样的概括，因预期转弱而不能或者不敢如以往那般消费，因预期信号转弱而不能和不敢以往那般投资，从而需求趋向于收缩，供给遭遇了冲击。表面上是需求问题，其背后是预期问题；表面上是供给问题，其背后又是预期问题。

换言之，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我们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集中体现在信心和预期上。“三稳”当中，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是基础和关键。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增强了，预期稳定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源自需求和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也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两点启示：

第一，面对“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不宜过多依赖三箭齐发，或者是三措并举。如果把它们理解为是平行关系，显然我们要一支箭射向需求收缩、一支箭射向供给冲击，另外一支箭射向预期转弱。虽然不排除三措并举，但其中必须有重头戏，这个重头戏不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稳预期，要把稳预期作为重头戏。

第二点启示也很重要，当注意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信心问题、是预期问题的时候，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政策的配置固然重要，宏观政策方面的支持和支撑的确少不了，但面对预期问题、面对信心问题，政策层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至多是辅助性的，根本之道还是要依托于改革。依托于改革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联动，以双引擎来驱动经济的恢复进程，打下有助于稳预期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基础，才是最为重要的。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基于这样一种考量，我们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有效需求不足”替代了半年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国内需求不足”，作为经济学界的同仁们，我们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而且，在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双双列入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挑战和困难清单的同时，也围绕着增强信心和底气，改善社会预期、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也包括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调整意义的战略部署。

说到这里，我想用如下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当前中国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所有涉及经济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问题的战略谋划，都需契合疫后经济恢复进程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特点、新要求，牵好、牵牢稳预期这一非同小可的牛鼻子，把稳预期作为着重点和着力点落地2024年经济工作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整理自高培勇于2024年1月7日在“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增长动能中国探索”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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