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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海，是一座脚下有“六便士”，抬头有“月亮”的城市。每年，大量沪漂带着行囊，从五湖四海，涌向这座中国外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他们从哪儿来？为何来？又为何留下？生活中有哪些酸甜苦辣？这一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上海街头的千万沪漂，记录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人生，书写新时代沪漂追梦人的动人故事。 海报新闻记者 王笑寅 刘敬怡 上海报道 2024年，40岁的黄友良开启了自己在上海卖煎饼的第26个年头。 黄友良的“煎饼黄”煎饼店位于铜仁路与南阳路的交叉口。1月9日，高楼林立的静安区，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在“煎饼黄”店面所位于的“T”字型路口汇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流，海报新闻记者到达时正值中午，黄友良和妻子胡英正在小店里忙碌。 “老板，要一个7块钱的饼加里脊，要一点点辣。”“葱花香菜有忌口吗?”黄友良一边应着顾客的点单，一边熟练地在摊饼机上打蛋，摊面糊，铺上土豆丝、脆皮、生菜等夹料，再卷起，不一会儿的功夫，香喷喷的山东大煎饼便装袋送到了顾客手中。“味道很好!”该顾客一边大口咬着刚出炉的煎饼，一边向记者说道。 黄友良摊煎饼的手艺是跟着父亲黄守均学的。黄友良来自中华煎饼第一村——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油篓村，他们一家也是村里最早走进上海做煎饼生意的家庭。目前，靠着一家传一家、一家带一家，该村已有近千人走出家乡，来到江浙沪一带做煎饼生意。  一开始的“煎饼黄”门店曾尝试回家开农场生产煎饼原材料 但以失败告终 曾经的黄友良是一个在煎饼事业上有远大抱负的人。接手父亲的煎饼摊后，黄友良想要用“匠人精神”打造“煎饼黄”品牌，做到从农场到市场无缝衔接。他认为，这么多人都在做煎饼，要想比别人做得好，就要从食材入手。2018年，黄友良回油篓村创业，尝试做自己的家庭农场，种植玉米、小麦等煎饼原材料，他笑称，做这件事就像是“为了喝牛奶去养一头牛”。 黄友良为自己的农场付出了许多心血，为了产出满意的有机农作物，他下了大量功夫，从播种到收获每一环节都亲力亲为，然而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令他大受挫折。种植成本的提高导致农作物售价也同步上涨，黄友良种出来的农作物个头并不大，拿到市场上没有人买账。“我种出来的玉米比想象中还要小，人家不认可。”黄友良无奈地说。 为了兼顾山东的农场经营和上海的煎饼生意，黄友良常常两头跑，但最终由于农作物产出结果不理想以及忙不过来等原因，2022年，他放弃了继续做农场的念头。 “放弃的时候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否认别人很容易，否认自己就感觉很难过，失败后我就回上海贷款买房，这也是想让自己破釜沉舟没有回旋的余地，要不然我还是不死心啊，在农场上付出太多了。”黄友良说。 “要是你们前几年来采访我，我肯定狠狠地和你们说我未来做煎饼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我还申请世界纪录，要做世界上最大的煎饼，但现在我就想说实在的，把我父母小孩照顾好、规规矩矩地把房贷还好，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提起做农场的失败，黄友良仍感到失落与不甘，在采访过程中，他多次向记者展示手机上的农场旧照片，以及当时为了宣传农场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在2022年的视频中，黄友良写道：“人生不易，互相鼓励。”  黄友良和妻子胡英“现在的生活压力大，但是幸福。回去做农场的那几年其实不是一无所获，吃了那几年土面子，我现在感觉干活也有劲，有幸福感，也快乐。以前都是雇的人在做事，我不干活，现在自己干活，汗哗哗的，但是舒服、有奔头。有人认可我、来买我煎饼，我们一家人也和和美美的，我就很幸福。”黄友良笑着说。 谈起对未来的打算，黄友良说：“现在我们每天就在这个店里面，像井底之蛙一样，还没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山河湖海，等房贷还完了，小孩稳定下来，我想带我老婆出去逛一逛，去拉萨看一下。我老婆说，我们到哪个城市就在哪个城市做煎饼，就用卖煎饼的钱搞穷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