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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想生二胎吗？” “不想生。生不起。” 相信这样的对话，人们并不感觉陌生。2016年，国家“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之后，“二孩”话题不仅在“母亲”之间，还在社会上成为热议话题。也是在那一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出生人口达到了1786万，相比前几年，有了明显的改善。 但是，经过短暂的出生人口增长之后，在随后的五年里，我国出生人口出现了“五连降”。今年初，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继续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而2021年5月通过的“三孩”政策实施时间不长，相应的配套和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制定和完善中，效果的显现需要一个过程。 保持健康、合理的人口出生率，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如何破解“不愿生、生不起、养不起”的难题，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民生热点话题之一。显然，走出“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现状，是一道“综合题”，不能仅仅着眼于生育，而应该将生育、养育、教育结合成一体考虑，有的放矢地找出解决之道。 钱不是唯一的问题 其实，从文章开头的那段问答中就不难看出，人们对于生育的第一反应是“生不起”，经济压力是排在第一位的。 小解笑称自己早在十年前就“躺平”了，“我觉得我这种‘佛系’是不得已而为之。可孩子才上小学，为了让他在以后的竞争中更有优势，我肯定会在子女的教育上倾注更多的精力。当然，随之付出更多的还有财力。” 每月在教育上的支出有多少？小解算了一笔账：为了让孩子能在和平区上学，她和老公买了一间八楼到顶的“老破小”，每个月除去公积金还要自掏腰包3000元还房贷。此外，她给儿子报名了绘画、小主持人培训、篮球等课程，每个月这些支出又是3000多元。“我们家在河东区，本来计划是让姥姥、姥爷带着孩子住在和平区的那个学片房里，但无奈楼层太高又没有电梯，老人这样上上下下实在吃不消。我们就只好自己带孩子了。”因为小解夫妻俩经常晚上七八点钟才下班，干脆又给孩子报了个托管班，每个月的托管费是1800元。“只是这样草草算下来，每个月在教育上的支出就近8000元，更不要说孩子日常的吃穿玩了。别忘了，我们大人还得维持正常的生活呢。”小解无奈地说，“刚开始‘二孩’政策出台的时候，还有朋友劝我再生一个，这样，学区房能物尽其用，更划算。但是多一个孩子，后续的教育各种花销都要翻倍。假如‘二孩’是女孩，这两室一厅都不够住了，还得换房。还是算了吧。” 今年3月，极光调研发布了一份“生育人群研究报告”，其中关于宝妈、宝爸不愿生育下一胎的原因，除了领先的“经济压力大，难以负担多胎的生育和教育成本”外，另一个占比超过50%的原因是“时间精力不足，难以照顾多胎”。对此，二孩妈妈贾女士深有体会。 贾女士自己的工作非常稳定，丈夫是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研发人员，收入不低，在要“二孩”的时候并没有为花销犯愁。“我家老大是女儿，可能是孩子太过乖巧可爱了，让我对于养育二孩的难度有了很大的误解。”贾女士这样自嘲，“女儿4岁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当时身边好多朋友都对此羡慕不已，我也感觉自己走上人生的‘巅峰’。不过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一家也感受到了养二娃的辛苦。” 首当其冲的是贾女士的母亲。“我妈有时会跟我念叨，带老大的时候真的没费什么劲儿，感觉玩着就带起来了。这才四年，怎么就觉得力不从心了呢。”2021年，姥姥带孩子们出门晒太阳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手腕骨折，这一下贾女士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因为父母的身体一直很好，我从来没有想过家里有病人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妈妈这一受伤，我很心疼，也才发现家里每个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了谁都运转不灵。”贾女士一度想请个保姆来家里帮忙，但是被姥姥、姥爷制止了：外人做饭我们吃不惯，带孩子也不放心。这个想法就只好搁置了。 去年9月，女儿上小学之后，贾女士真切感受到做家长的不易了：“现在有些作业必须在电脑上操作，孩子和老人都不会，必须父母帮忙。”有一次，学校有个在线教育平台的视频要孩子看，姥姥在家折腾了一天就是登录不上去，等到贾女士下班回家后才完成，给老人急得够呛。“现在这还是一年级，等以后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在辅导孩子上需要花费的精力肯定会更多，而且只能靠我们自己。养两个娃是我的极限了，否则只能做全职妈妈了。”贾女士说。 隔辈带娃与观念冲突 当下，不少年轻的双职工家庭，迫于工作的压力不得不寻求长辈帮助照看孩子，隔辈带娃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随之而来在育儿理念上的“代沟”，也成为这些家庭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小羽是“90后”，她和丈夫都是山西人，随着女儿出生，孩子的爷爷、奶奶也搬来天津跟他们一起生活。老人对孩子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只要一说渴了，水杯就立马递到手里；一说累了，立马被抱起来；就连孩子摔倒了，奶奶还要对着地猛踹几脚，责怪地把自己的孙女给磕疼了……小羽明白老人这样很辛苦，但是对孩子并没有好处。今年9月，孩子就要进幼儿园了，小羽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自己盛饭、刷碗，自己洗袜子，自己收拾玩具，帮助家人做简单的家务等。但是，很快她发现自己的努力被老人给迅速“化解”了。 如果说这些尚可以通过跟老人的沟通来慢慢加以纠正，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小羽感到非常无力的，那就是家庭氛围。“爷爷、奶奶都是心直口快的类型，住在一起时间久了经常是一张嘴就‘呛’上了，也不是真的吵架，就是不能平心静气地说话。”小羽愁道，“我开始觉得没什么，习惯了就好。但是我发现女儿现在说话也有样学样，对我‘横’得不行。孩子每天就在这种环境里耳濡目染。要说我提醒老人吧，他们几十年这种相处模式下来也很难改变了，这对我来说真的‘无解’。”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小羽说如果再要一个孩子的话，她肯定选择自己带；如果没有条件自己带，只能选择不生。 “跟长辈的育儿理念有冲突怎么办？”是近几年社会上热门的话题之一，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育儿经”不少，但无一例外最后都会强调“父母亲自带娃的重要性”。于是问题又回到双职工家庭没时间怎么办？把这个问题交给长辈，可能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妈妈全职在家带孩子就好，爸爸出去赚钱。但是，现代女性对自己的定位更加多元化，甚至更多的女性认为，更高的收入，才能降低生育的风险。 不仅如此，在生育带来的风险足够可控的时候才生育，不仅是女性理性的选择，也是许多男性的理性选择。毕竟在复杂多变的职场面前，“双薪家庭”更能抵御风险。 对于女性是否应该做全职太太，李先生显然想得更多。“无论赚钱多少，我还是希望妻子能够工作，这是保持思想活跃、不与社会脱节的最好方法。”李先生坦言，“我自己有兄弟，母亲为了照看我们，40岁就辞职在家了，现在又给我们兄弟带孩子，她的付出我们非常感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许多事情的认知和理解上，母亲的思维还停留在自己工作的年代。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我们之间的隔阂比较大。妻子的精力都放在纠正她的老观念上，我的精力则主要在调解婆媳关系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长辈，我希望妻子以后能够更圆融、更开明，不要给孩子带来同样的烦恼吧。”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最近，赵先生家每天都在“鸡飞狗跳”中度过。赵先生有三个儿子，老大上初一，老二上三年级，最后一个刚上幼儿园，因为这波新冠疫情，现在三个孩子全“闷”在了家里。“虽然停课了，但是没停学。老大、老二的直播课必须一人一个屋，要不相互影响。老三一定得拉住了，要不影响哥哥们学习。课上完了，还得分别辅导作业，巩固复习。下午，再带着孩子出去运动一下，省得他们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赵先生掰着指头数着一天的任务，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买菜做饭是我爱人的任务，一日三餐，孩子们都在家，哪一顿也不能省。再加上收拾孩子们游戏的‘战场’，她这一天也够累的。” 面对疫情，一些家庭愁的是停课停学孩子无人照看。赵先生看似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却有更深的烦恼。赵先生和爱人经营着一家歌舞团，这些年除了各种演出之外，还开办了舞蹈培训机构。但是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演出市场不稳定，培训机构同样也是时开时停。“这对我们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来说影响比较大。”赵先生坦言。为了适应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趋势，赵先生对歌舞团和培训机构的未来做了新的规划，但是无奈照看孩子分去了很多精力，也让他的工作进展缓慢。“本来我们养育三个孩子没太大负担，但现在确实压力变大了，会有些焦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财经类新闻媒体都对疫情给各行各业造成的冲击进行过分析，不少行业面临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今年初，国新办举行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在回应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时，明确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列在了第三位。不只在中国，国际多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出现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受疫情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被进一步延后或直接取消。 营造“生育友好”的观念 虽然通过采访发现，各个家庭遇到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是坐下来细想，各种“不敢生、不想生”的理由，归根结底还是要统一到两个问题上：没钱和没时间。 可喜的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民众关注度极高的生育话题做出了如下部署：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将生育涉及的经济成本纳入面向全员的个税专项扣除，是当前最直接、最可操作，且能体现降低养育成本比较有效的措施之一，传递出政府为想生孩子的育龄人群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的积极信号。对于这个消息，小羽的态度最为积极：“3岁以下孩子的个税减免政策，我可能享受不到了，但确实能减轻不少人的负担。如果国家的普惠托育服务能很快跟上的话，也说不定我会考虑再要一个孩子。” 今年部分住津全国政协委员围绕优化生育政策的建言献策，也得到了宝妈、宝爸们的关注。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设立托儿所、保育中心；将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建议，收获了不少家长的赞成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提出的“对于聘用生育期、养育期女性员工的企业，应实施税收优惠。对于国家政策规定而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应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最大可能地降低企业相关负担”等建议被认为切中要害。 在专家看来，包括短期减税、育儿津贴在内的种种鼓励生育措施，短期内可能会起一定促进作用，但都相对“治标”。从更长远来说，“治本”需要营造一种生育友好的文化观念。陆杰华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晚婚晚育、不生少生可能会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加上结婚、生育年龄推迟叠加的作用，其实可能会抵消上述措施带来的影响。未来应“标本兼治”，在短期政策改善的同时，要使所有人从过去的观念中转变过来：生育孩子不是负担，而是一种长远的财富。（津云新闻编辑刘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