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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周刊 | 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的仕途与“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文学

来源:海南日报 作者:复兴网海南 发布时间:2021-10-18
摘要: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180年前的初秋,有清一代最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龚自珍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突然去世,年仅50岁。 龚自珍一生理想是成为王安石那样的政治改革家,但腐朽的清王朝断然不会接纳这样一位思想者,这样就注定了功名失意和生活困顿与其一生相随,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180年前的初秋,有清一代最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龚自珍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突然去世,年仅50岁。

龚自珍一生理想是成为王安石那样的政治改革家,但腐朽的清王朝断然不会接纳这样一位思想者,这样就注定了功名失意和生活困顿与其一生相随,龚自珍在32岁时就已经深感自己命运多舛,故在诗中感叹:“一箫一剑平生意,尽负狂名十五年。”

龚自珍撰《定庵文集》光绪丁酉年万本书堂刻本。

但开风气不为师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初五午时,龚自珍出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一个官员家庭,龚家是一个诗书传香之家,“先世居涿州,宋代迁山阴(今绍兴),明代迁余姚,又迁杭州”。龚自珍祖父是乾隆年间进士,官至云南迤南兵备道;父亲龚丽正是嘉庆元年丙辰科进士,先后担任军机处章京、徽州知府、安庆知府、江南苏松太兵备道并署理江苏按察使,退休后主讲杭州紫阳书院十余年;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

龚自珍的家学渊源非一般人可比,祖、父两代在汉学方面有着极高造诣,外祖父段玉裁更是汉学大家,清代考据学派代表人物。龚自珍自幼便承家教,又从外祖父那里接受了正统的汉学训练,但他更看重的还是被汉学家忽视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也让龚自珍成为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开一代风气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出生在康乾盛世末尾。他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当时的大清王朝看起来歌舞升平,然而,他却在这歌舞升平中看出了末世气象,龚自珍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王朝的衰世,更是一个文明的衰败,国家闭塞,文人埋首于考据之学,皓首穷经,官员但求无过,世人得过且过,无知而庸碌——所有这一切,都被龚自珍所洞穿。

1815年至1816年间,龚自珍写了一组政论杂文,总名《乙丙之际箸议》。龚自珍在文章中写道,古代史书一般都将历史阶段分为三个不同类型:治世、乱世、衰世。所谓衰世与治世单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但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才极度匮乏和平庸。不用说庙堂之上缺少雄才大略的才相,朝廷上没有才华横溢的史官,边塞没有威震一方的将领,学校里没有聪明优秀的学子,田野间没有善于耕作的农夫,集市上没有经营有道的商人,就连小巷子里鸡鸣狗盗之徒也技艺极差。针对这种状况,龚自珍在文章中提出了“自改革”的主张:“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当时龚自珍还只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很喜欢王安石陈述变法方案的《上宋仁宗万言书》,坚信王安石理论是可以拿来改造大清现状的,“自改革”一词就是他对王安石“改易更革”的化用。

梁启超推崇的《龚定庵诗集》。

从这些精彩的政论可以看到,龚自珍对清王朝扼杀人才的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度解剖和抨击,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君主集权制度。龚自珍思想极为先进,其诗文“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为清末的维新改良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百年后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赞道:“(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史学家张荫麟也曾撰文称:“龚定庵(龚自珍)诗,在近世中国影响极大。既系维新运动之先导,亦为浪漫主义之源泉。甲午、庚子前后,凡号称新党,案头莫不有《龚定庵诗集》,作者亦竞效其体。”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的科举之路极不顺利。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八月,龚自珍参加浙江乡试,九月放榜,中试本省第四名举人。这是龚自珍第四次参加乡试,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因嘉庆皇帝六十大寿而增加的恩科会试。抵京后龚自珍住在丞相胡同,会试在三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共举行三场,四月放榜,龚自珍榜上无名。会试虽然失败,但这次北京之行,对龚自珍的思想发展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师从公羊学名家刘逢禄,开始学习《公羊春秋》,这对转变龚自珍的学术思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龚自珍参加第二次会试。去北京途径扬州,正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在这个地处运河畔的繁华古城,龚自珍领略了古诗文中所描绘的灯火辉煌和弦歌曲扬,在繁华的表象下,他看到了社会肌体正在腐烂。四月会试放榜,龚自珍再次落第。在家人催促下,龚自珍捐职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本身就是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在吏部题名签到后,龚自珍旋即南归。

在道光二年(1822年),龚自珍参加了第三次会试。俗话说:事不过三。但遗憾的是,闰三月初十会试放榜,龚自珍又名落孙山。

龚自珍第四次参加会试是在道光六年(1826年),那年他已经35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大学士蒋攸铦,副主考是工部尚书陆以庄、工部左侍郎王鼎、礼部右侍郎汤金钊,同考官有龚自珍的老师刘逢禄。按照常理,这次会试有赏识龚自珍的王鼎担任副主考,有其恩师刘逢禄任同考官,龚自珍高中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前三次会试。众所周知,考卷虽然是隐名的,考官并不知道考生是谁,但如果考官对考生非常熟悉,那么其笔墨和行文风格一眼即可看出,对其进行不违规的关照也在情理之中。但出乎人们预料,在四月放榜时,龚自珍又一次落第,与他同时出局的还有其好友魏源。

龚自珍塑像。

这次龚自珍、魏源双双落败,对考官刘逢禄的打击甚至超过了考生本人,他没有料到他所赏识的人居然都遭淘汰。会试结束后,刘逢禄专门作长诗《题浙江湖南遗卷》,为龚自珍和魏源鸣不平。

道光九年(1829年)三月,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四月放榜终于过关;四月二十五日,殿试结果揭晓,龚自珍名列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

以龚自珍之过人才华,居然连续五次、历经十年才得中进士,这对当时的选人用人机制无疑是个极大的讽刺,难怪龚自珍后来在《己亥杂诗》中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化作春泥更护花

龚自珍中进士后,当了几年小京官,政治上属于失意之人,现实与宏伟理想背道而驰,这使他萌生了弃官南返的念头。龚自珍倦于仕途,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不到前景,如果继续待下去,也只能困于下僚,在闲衙冷曹坐冷板凳。而让他辞官不做的直接诱因则是他的叔叔龚守正署理礼部尚书,成为礼部主事龚自珍的顶头上司。按照清代有关律例,龚自珍理应回避,回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调离,二是请辞。龚自珍选择了后一种。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二十三日,龚自珍离京返乡。离开京城时,龚自珍未携带仆从家眷,雇了两辆车,一辆自己乘坐,一辆装载文集百卷。离京前,众多文友同僚置酒送别,并出城七里相送。

龚自珍在路上边走边玩,五月十二日,抵清江浦(今淮阴);六月十五日晚到镇江,作《九州生气恃风雷》诗;九月初九抵杭州,拜见父亲龚丽正,随即到昆山,修复别墅羽琌山馆。九月十五日重新出发北上,十一月二十二日接眷属出京,一个多月后抵达昆山羽琌山馆。龚自珍自出都至接眷属回到昆山,几个月时间共作诗315首,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二日,龚自珍因暴疾故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从龚自珍辞官南归至猝然仙逝,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此间他的活动主要是外出访友吟诗作文,但大多为应酬之作,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当首推那篇充满批判精神的《病梅馆记》了。

对于今人而言,龚自珍的政治抱负,或许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乌托邦幻想,但他的启蒙思想和精美诗文,却成为滋润后人的宝贵思想财富,这正如他在诗中所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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